37岁的单冬生是一位返乡创业者，在河北省平山县，他种植了1300亩的苹果，养了5000只狐狸，还开办了农家乐和素质拓展营地。
回到家乡6年来，单冬生自费跑到很多地方听过课。“到北京怀柔学过苹果种植技术、带着员工去山西观摩过老树改造、参加过清华大学乡村旅游营销课程的扶贫项目”。
尽管每次学习都耗资不菲，但在单冬生看来，从技术更新到品牌发展，在农村创业，每个阶段都要学习新知识新技术、引进新理念。
和单冬生一样，近年来，一批涉农企业领头人、家庭农场主、专业种养大户等新型职业农民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“领头羊”。在加快推进农村农业发展的同时，定制化精细化的培训学习逐渐成为他们的热切期待。
近日，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新锋实践队向学院提交的一份长达17万字的调查报告印证了这一点。此前，该实践队组织37名队员历时一个月开展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调研，奔赴安徽、湖北、新疆、京津冀等地，实地走访了农业农村局、培训基地、种养大户等40余家主体单位。
实践队的调查结果显示，新型职业农民普遍参加过地方职业农民培训，参加培训2-3次的占比66.7%，参训次数大于5次的占比20%。同时，新型职业农民在发展过程中，对培育的定制化更加渴求。
今年49岁的汪来积曾被评为安徽省百佳新型职业农民，他经营的安徽省金鸡峰家庭农场，每年出栏1万多羽鸡苗。近两年来，他参加过当地农业部门组织的家庭农场管理、网店营销培训，“这些学习机会很好，比如鸡苗疾病防治、农场管理等很多课的实操性都很强”。
成都宏德蜂业专业合作社社长高洪根，在当地从事花木种植和养蜂有30年了。他现在担任成都市农业职业经理人协会会长，每年都会组织会员配合市农业相关部门开展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。
高洪根向实践队员们介绍，近年来成都市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制度试点，培训跟踪服务包括商标注册、法律援助、政策更新等方面做得很好。
但他也坦承，目前的培训缺乏针对具体行业的精准指导，专业度还不够。协会里有养殖、种植等各类行业的300多家农业企业、400多名会员，“但每年两期培训里，偏重于介绍国际国内某些地方农业发展的经验，面很广，把一个领域讲透还有距离”。
高洪根举例，“先进的管理知识只有从专家那里才学得到。形势每年都在变化，比如今年的贸易战，很多高质量的出口蜂蜜要受到影响，专家们就可以解释明年该怎么预判，这对他们非常重要”。
实践队员在走访中还发现，政府组织培训时间与农忙时间相冲突的案例不在少数，这也带来一些问题。
四川某市农业农村局科教处一位负责人感慨，“农忙的时候不容易组织人员，农闲的时候更多人想来学习却没有机会，农民自己也很生气，说‘你们怎么不让我去’”。
考虑到晴天培训会影响正常劳作，农民的积极性较低，连续培训又容易引起反感，一些地方开始逐步改革。如调研中的宜昌市新型职业农民协会，拥有124家会员，协会里下辖的合作社，安排培训时首先考虑都是在雨季。
这样的尴尬，高洪根也遇到过。为了参加培训，合作社的蜂农们会提前完成准备工作，给培训留出时间，无法同时来参加的技术人员则进行轮换。
队员们的调查数据显示，有72.7%的人认为目前参训的主要困难是没有时间。实践访谈中，大部分新型农民反映，错开农忙时段进行短期培训将极大提高农民的参训积极性。
尽管培训面临一些困难，但很多新型职业农民依然很看重培训机会。
“最初，员工都不愿意去听。但我强制要求他们参加了几次后，开了眼界，后来都主动找我报名。遇到农忙，我就让他们互相协调。”单冬生说，在当地，和他一样的新型职业农民有十几个，涵盖种苹果、大棚、红薯、肉牛养殖等领域。“每次只要农业部门组织培训，大家都争相报名”。
“即使耽误一些时间，也想去学习新技术。”宜昌市远安县养蜂大户段清芳，曾因土蜂箱较为简陋，管理不好，蜜蜂大量死亡。今年3月，他参加了当地组织的新型职业农民养蜂技术培训，学习1周后，将土蜂箱改造成新式蜂箱，养蜂的质量与效率得到了提高。
不过，调研报告中也指出，当前培训存在缺少培训后的服务、培训时间短、教师下乡指导少、缺乏针对性和时效性等问题。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壮大，需要长期系统化的培训扶持。
“对我们这种大山深处的国家级贫困县来说，培育出一个产业带头人太重要了，一个人很有可能带动一方乡亲致富。”在河北省平山县农广校走访中，一位工作了5年的负责人深有感触，上级下发的文件中要求，凡是参加过培训的农民3年内不得再次参加培训，但每年仍然会有很多农户变换名义来申报培训。
安徽省黄山区从2014年开始进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试点，曾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国“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县基地”。该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一组数据，2014年、2015年当地农广校每年培训400人，而2017年下降为325人，2018年290人，2019年253人。农村符合条件的培训对象越来越少，正成为基层农广校面临的尴尬现实。
他还谈到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由政府出资找相关培训机构购买服务，是公益培训，因此很多农民的积极性并不高。“如果转换思路，对不同行业的农民开展定向培训，收取一定的费用，培训后获得技能认证，报销培训费用，或许能够唤起新型职业农民对产业发展的渴望。”
“针对不同农民的个性化定制化职业技术培训目前尚未得到重视。”华中农业大学工学院副院长张国忠教授认为，新型职业农民知识能力水平明显提高，对新技术、新理念、新方法的关注度也显著提升，但获取这些信息的途径有限，对相关信息了解不彻底不全面，缺乏有针对性的具体指导，教与学双方存在交流不通畅不彻底不精准的问题。
张国忠教授表示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慢慢在形成一个体系，这是未来农业生产的核心力量。必须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联结网，构建新型职业农民组织利益共同体，发挥“一主多元”培育体系优势，多途径、多层次、全方位地推动地方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的建设，形成中国特色的“政府主导+社会协同+组织共享+个人带动”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制。
本报武汉11月28日电
汤春燕 胡林 记者 雷宇
